


居延古海,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北部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,也是黑河穿越三省的最终归宿。在极盛时期,曾拥有超过2600平方公里的浩渺水面。后来彻底干涸,一度成为北方沙尘暴的主要策源地。
回溯其变迁历史,几乎每个阶段都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。为这条漫长的生态衰退曲线,刻下太多深浅不一的印记。
月氏人的弱水流沙

古代的居延海面积与今日太湖相当
早在先秦时期,居延海所在的额济纳河流域尚是一片巨型湿地,其面积与今天的太湖相当。《尚书-禹贡》将其记为“流沙”或“弱水流沙”。
这里是属于大月氏人的传统牧地。其势力最强盛阶段,一度东临黄河与匈奴毗邻,又在张掖至敦煌一带与乌孙杂居,几乎垄断整个河西走廊的游牧资源。居延古海恰好位于走廊北端出口,正是月氏势力向北深入蒙古高原的天然跳板。

月氏人的壮大离不开居延古海滋润
这片丰美湿地的价值不仅是提供人畜饮水,更在提供持荒漠环境中的浮动牧场。每当黑河从祁连山流下,就会在居延盆地形成大面积湖滨湿地和芦苇沼泽。月氏骑兵就依托这条天然走廊,让匈奴的头曼单于臣服纳贡。甚至不得不以长子冒顿充当人质,处境艰难且看不到尽头。
不过,月氏牧民对环境的影响较为有限。其对固定水源的索取相对为限,从未改变区域水文格局。因此,居延古海可以维持着2600余平方公里的辽阔水面。而且周围密生芦苇、粗如笔杆、高者及丈,生活的鱼鸟种类繁多。

月氏人的存在没有大规模改变居延海水域环境
两次征服与生态重组

冒顿单于把居延海水域纳入匈奴版图
公元前176年,匈奴的冒顿单于以凌厉攻势击破大月氏, 迫使他们西迁至伊犁河流域。那些未能西迁的月氏残部,全被匈奴分为三部小月氏。其中最重要的一部,就留在居延泽南部牧羊,称居延月氏。
匈奴人的降服绝非简单安置,而是深思熟虑的地缘布局。他们利用居延月氏为前沿屏障,既能靠放牧经验维持草场、供养军需。同时借其控扼战略通道,防止其他势力北侵。居延古海由月氏人的天池,瞬间转变为匈奴帝国的南翼支撑点。

匈奴城市通常较小对环境影响不够明显
这一时期,匈奴开始在居延古海附近修筑城障、屯聚军资,标志着人类活动从单纯游牧向定居开发过渡。结果就是对其周边植被与水源分配造成压力。仅仅是受限于早期游牧帝国的技术能力,只能对水系进行浅层改造,湖泊面积才没有出现显著萎缩。
直到前121年,霍去病两次大破匈奴浑邪王、休屠王,将河西走廊归入汉朝版图。武帝命强弩都尉路博德到居延古海附近筑城,大规模徙民屯戍,调发甲卒18万修障塞、开渠田,还设置农都尉专管屯田事务。

河西之战后居延海流域被并入汉朝版本
显然,汉朝对居延古海水域的建设可谓规模空前。根据考古和简牍资料显示,先后修筑烽燧、城堡近200座,形成屏蔽河西走廊北翼的庞大边防网络。汉简中频繁出现田卒记录,其中一次即从淮阳国徙来1500人,屯田范围遍及弱水干流两岸。
此外,简牍还记载高度组织化的灌溉系统。公元前70年的“泾渠延袤溉田簿”,以及仿照关中泾渠工程开凿的“写泾渠”,塑造出干渠、支渠纵横交错场景。戍卒的饮食结构也高度农耕化,在烽燧遗址中常见“韭三畦、葵七畦、葱二畦”等菜园记录。

居延海流域成为汉朝掌控河西的战略支点
正因如此,汉朝屯田堪称居延古海萎缩的历史起点。以国家力量引入的大规模灌溉农业,与游牧经济的索取模式截然不同。因为固定屯田需要常年稳定的渠水,意味着黑河水系首次被大规模截流+分流。而且大规模开垦会破坏绿洲植被,必然造局部的生态透支迹象。
更重要的是,汉朝确立的“戍边-屯田-水利”模式,为往后的历朝提供可复制模板。每当中央王朝控制河西,便会不自觉地重启居延屯田,往黑河流域累加水利设施和农田面积。

汉朝的屯田模式被后来的历朝所自然继承
持续开发和层层透支

南北朝时代包括居延海在内的河西环境加速恶化
公元5-6世纪,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居延古海周边开始沙漠化。虽然中原王朝对河西控制减弱,但区域政权与游牧势力的反复争夺并未停止。每一轮易主后的补偿性开垦,都会让日益脆弱的生态承受更大压力。
唐代宗时期,河西走廊被吐蕃帝国阻断。于是居延古道取代河西通道,成为连接长安和西域的重要走廊。朝廷在此侨置安北都护府,后有设宁寇军,使得屯田规模再度扩大。

西夏时代的黑水城遗址
等到西夏占领河西,开始在居延古海流域设黑水镇燕军司。该机构以喀拉浩特为中心,专职经营近200年。蒙古骑兵南下后,又被元朝升格为亦集乃路,成为漠南地区的稳定行政中心。
这些政权更迭背后,全是针对黑河流域水资源的无节制汲取。因为屯田与水利兴修面积扩大,黑河中游农业开发的累积效应开始向下游传递压力。居延古海迅速出现逐渐分化、萎缩,到明建立,黑河中游的张掖、临泽、高台等地,进入农业开发新阶段。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水利兴修,几乎截留掉大部分上游来水。

居延海逐步干涸后开始萎缩成东西两个湖泊
清朝统治时期,原先的古海完全裂变为东、西两湖。不仅水质恶化,整体生态环境也持续退化。其中,东湖在蒙古语中被叫做“苏古诺尔”(苔草湖),而西湖则被称作“嘎顺诺尔”(苦海)。
这一阶段的生态特征属于慢性失血。没有单次剧烈的人类冲击,而是历代屯田、水利、放牧活动对黑河水系的持续透支,使下游尾闾湖的补给量在历史长河中缓慢递减。

清朝时期居延海的两个残余湖泊又出现水质恶化
现代开发+自然反馈

2018年 卫星拍摄的居延海残余
公元20世纪,居延古海的萎缩速度有增无减。1958年,东、西两湖的水面分别锐减至35平方公里和267平方公里。因为黑河中游农业开发与城镇用水剧增,下游来水由61亿6千万立方米,加快骤减至3亿立方米。
于是,较大的西居延海于1961年彻底干涸,湖床龟裂成盐壳。至于较小的东居延海亦时断时续,最终在1992年完全干涸后沦为风沙源地。

干涸的居延盆地每年都能贡献大量沙尘暴
因为黑河滋养,额济纳绿洲急剧萎缩。胡杨林大面积死亡,反过来造成荒漠化加速蔓延。曾是水草丰美的盆地。演变为北方沙尘暴的主要策源地,每年卷起的尘埃都能威胁整个华北地区,不少牧民被迫迁徙。
这是人类活动对居延古海的最剧烈冲击:现代灌溉技术、人口增长与工业用水需求,将2000年来缓慢累积的生态压力,在半个世纪内集中释放。

今日的黑河流域风景
公元21世纪初,黑河跨省分水机制终于启动,开始对干流实施统一调度,要求中游向下游分出至少6成水量。
东居延海重新蓄水,截至2022年已连续21年没有干涸,面积常年保持在30-40平方公里。
西居延海在2016年重现人间,顺带引起两岸芦苇重生,让沉寂600年的古河道获得浸润。

目前的居延海区域生态有所恢复
今天的我们回顾居延古海历史,可以明确感受到是一部水、沙、人的三者博弈史诗。从大月氏人的弱水流沙,到匈奴人的居延基地,再到汉朝路博德的18万甲卒屯田,乃至近现代的黑河断流。每个时代的人类扩张,都在这片水域上留下深刻印记。
如今碧波重现的局部浸润,无疑是对弱水三千的古貌归还。毕竟,极端干旱区的河流终端湖,从来不是孤立水体,而是流域生态与文明健康的最终显示器。居延海的逐步复苏,正是人类肆意透支2000年后,学会与一条河流的尾闾和平共处......

(全文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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